又称“四五运动”。这又是直接与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发生的诗歌事件。1976年清明节，北京市民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辞世，在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出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诗歌在其中充当了积极的角色，仿佛是一把无形的重锤，以文艺的力量为他们的覆灭敲响了丧钟。天安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有分量、极有鼓动性的民间诗歌作品，并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下来，鼓舞了首都军民的斗志。其中，4月1日一位山西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英杰，扬眉剑出鞘。”），清明节这天送来的花圈上贴了一首谐音暗喻“四人帮”的诗词，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下了的诗句（“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此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文件上），对事件明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政治诗带有政治冲击力，已不耽于诗歌艺术，而是人民握有的参政议政的舆论工具；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讳言，也不必拔高其艺术品质：它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民间艺术的形式。天安门事件直至1978年11月16日才获得中共北京市委的平反，前后以公开或不公开的形式出版的诗抄结集的有好几种版本，这里举出下面的例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紧接其后于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多人联名的化名）于1977年11月编就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北京第二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于1977年7月1日编就的《革命诗抄》第二集，由“七机部五0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于1977年12月编就的《革命诗抄》等等。人民的力量如此集中强烈地采用诗歌形式来反对某一政治势力和反映政治时事，支持群众自己的政治立场，这赤裸裸的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形式，它不源于纯粹的诗歌艺术的范畴，而是超乎于诗歌的艺术形式的，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用以推进民主法治的有利工具，有其必然性和可以为我们理解、接受的一面。这为我们分析诗歌与政治相互关系的发生及其规律性提供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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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及“天安门诗抄”的形式，提示我们：诗歌文本在人民政治中所起的舆论组织力量，它能便捷地利用传媒，达到在短期内影响国民“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中国文艺和诗歌的一种潜在的动向和传播特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加以适当的、有利于公众的正确引导；同时，我们应有意识地提高在这类活动中诗歌参与的品位和效率。然而，这件事件并未就此止步，因为诗歌对政治舆论的推动力在有利情形下也会反过来推动诗歌本身的发展。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之时，与此有关的诗歌也被清洗，有的作者受到迫害，无辜之人受到牵连，但它是革命文艺对民众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族觉醒和诗人的觉醒。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这之后被终结了。在1979年的《今天》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了诗人北岛的《回答》这首诗，它的前两句家喻户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它以雷鸣般的呐喊开始了朦胧诗的时代，把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声、向一个已逝的历史时代告别的宣言，传递给了这个世界。这首诗经《诗刊》转载后影响很大，成为诗歌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同时转载的还有舒婷的《致橡树》）。北岛这首诗并不是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产生的，但它与这个事件的关联不言而喻，毋宁说是它在诗歌形式上的一个直接的反映，也是诗歌在政治上的影响力的一种有力的反馈，成为文革结束的一个标记性的撼人灵魂的音符。诗歌、诗人与政治的相互推动作用有了崭新的例证。而这种力量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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