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

李少君

       明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这个时间确定，是从1917年胡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开始发表新诗算起。因此，今年的上海书展，借机设立了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同时就中国新诗百年举办了“世界诗歌论坛”。而此前，全国各地也已陆续举办过各种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研讨会、论坛及诗歌活动。“百年新诗”无可争议地成为2016年最火的热词之一。

       百年新诗，客观地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意见纷纭。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十五年之际，鲁迅就对当时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甚至有些尖锐地说：“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而鲁迅在留日时期写过《摩罗诗力说》，对诗曾寄予很高的期许：“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 甚至以写新诗而著名的流沙河，也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我个人对此抱着相对客观超脱的态度，觉得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新诗的成败得失。我一直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著名的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谈起。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是“言”的基础，就是说诗歌是中国文化一个基础。诗歌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儒家的经典中，《诗经》总是排在第一。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古代最基本的教育方式是“诗教”，《礼记》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次， “诗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教养和修养，孔子在《论语》里面经常夸一个人时就说：“可与言诗也”。最重要的，“诗教”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林语堂曾说：“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他认为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籍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钱穆等也有类似观点。

       旧体诗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础和核心，那么，对传统采取全盘激烈否定的态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要从新诗革命开始。新诗，充当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率先带头创作白话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倡导文学革命，声称要用“活文学”取代“死文学”。认为只有白话诗才是自由的，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他声称：“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开始了以白话诗为主体的“诗体大解放”，打破格律等一切束缚，宣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新诗也被称为自由诗。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称欧洲之先进发达源于不断革命，“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固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这些年，关于“五四”的争论也很多，正面的认为其代表时代进步思潮，值得肯定；负面的认为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开了激进主义思潮，导致伦理丧失道德崩溃虚无主义泛滥，关于“五四”，学者张旭东的观点比较公允，他指出在“五四”之前，人们常常把中国经验等同于落后的经验，而将西方经验目之为进步的象征，由此就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陷入了“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五四”将“中西对立”转换为“古今对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五四”成为“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从此可以“既中国又现代”。既然古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诗歌，所以，五四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新诗作为突破口是有道理的。

      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表达过其相当深刻的理解。他说：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

       确实，在郭沫若、冰心、胡适、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作用。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但后来这一方向遇到文革阻断。直到1970年代末，诗歌界才又重新开始新诗的现代探索之路。

        在这里，我重点梳理一下1970年代末算起的当代诗歌四十年。我个人曾大致把这四十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朦胧诗时期，主要是向外学习的阶段，翻译诗在这一阶段盛行。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朦胧诗主要的特点：一是其启蒙精神和批判性，北岛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他对旧有的虚假空洞意识形态表示怀疑，公开喊出：“我不相信”，同时，他高扬个人的权利，宣称“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舒婷比较典型，她呼唤真正的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比如《致橡树》等诗。朦胧诗的新的美学追求，也得到了部分评论家的肯定，其中尤以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为代表，他们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其确定追求人性人情人权的准则，从而为其提供合法性正当性证明。但朦胧诗与翻译诗关系密切。诗歌界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没有灰皮书就没有朦胧诗。已有人考证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其实是翻译诗。而被公认为朦胧诗起源的灰皮书，是指1960、70年代只有高干高知可以阅读的、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西方图书，其中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早期的朦胧诗人们正是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这些作品，得到启蒙和启迪，从此开始他们的现代诗歌探索之路。19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诗歌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被一股脑翻译过来，从普希金、拜伦、雪莱、泰戈尔、惠特曼、波德莱尔、艾米莉狄金森、艾略特、奥登、普拉斯、阿赫玛托娃到布罗茨基、米沃什、史蒂文森等等，以西方现代诗歌为摹本的风气更是盛行一时。 

       朦胧诗本身的命名来自章明的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认为一些青年诗人的诗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不懂，显得“朦胧”。这一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朦胧诗由于要表达一种新的时代情绪和精神，老一辈可能觉得不好理解，故产生隔膜，看不懂；二则可能因为这种探索因为是新的，这种新的时代的表达方式是此前所未有的，因而必然是不成熟的，再加上要表达新的感受经验，中国传统中缺乏同类资源，只好从翻译诗中去寻找资源，而翻译诗本身因为转化误读等等，就存在不通畅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影响下的诗歌，自然也就有不畅达的问题，故而扭曲变异，所以“朦胧”，让人一时难以理解接受。

       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受制于时代受翻译体影响，再加上表达受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后来进入欧美后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其对所谓“世界文学”的有意识的模仿和追求，及其诗歌表达方式和技巧的简单化。 

       第二个阶段是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向内寻找传统的阶段，后来更在“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潮流中日趋加速，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中已有部分诗人开始具有自觉的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创造意识，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民族本土性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最早具有寻根意识的作品被认为是杨炼的诗歌《诺日朗》等。后来则是小说界将之推向高潮。韩少功发表《文化的根》，莫言、贾平凹、阿城等相继推出《红高粱》、《商州》系列和《棋王》等小说。文学寻根思潮的产生，可能收到两股思潮的影响，一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也是“寻根”面目出身，寻找拉丁美洲大陆的独特性和精神气质，代表性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文学界人手一册；二是欧美本身的反现代化潮流，表现为所谓反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比如在艺术界以梵高、高更为代表的反现代文明、追求原始野性的潮流。此外，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国学热盛行，陈寅恪、王国维等成为新的时代偶像。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现代诗歌对大陆的影响。台湾现代诗正好已经过第一阶段向外学习，开始转向自身传统寻找资源，而且刚刚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台湾现代主义早期也是以西化为旗帜的，三大刊物《现代诗》、《创世纪》、《蓝星》等，明确强调要注重“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主张完全抛弃传统。但有意思的是，台湾现代诗人们越往西走，内心越返回传统。他们最终恰恰以回归传统的诗作著名，而且也正是这批诗作，他们被大陆诗歌界和读者们广泛接受。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对整个当代诗歌四十年的影响力，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忽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第二阶段，台湾现代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足以和朦胧诗抗衡。

       寻根思潮持续性很强。后来也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柏桦的《在清朝》、张枣的《镜中》等等，更年轻的继承者则有陈先发、胡弦等等，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第三个阶段出现在二十一世纪诗歌开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出现及迅速普及，还有全球化的加速，促进中西文化与诗歌大交流大融合，激发创造力。我称之为诗歌的“草根性”的时期，这是向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阶段。所谓诗歌的“草根性”，我写过一篇文章《天赋诗权，草根发声》，大意是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但能否写出诗歌和得到传播还需要一些外在条件，比如要有一定文化水准，也就是说得先接受教育，现在正好是一个教育比较普及的时代。然后，写出来能得到传播，网络正好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博客、微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对诗歌传播更是推波助澜，这些外在条件具备了，诗歌的民主化进程也就开始了。新的创作机制、传播机制、评判机制、选择机制与传播依赖纸刊、编辑的机制相比，发生了变化。诗歌进入一个相对大众化、社会化也是民主化的时代。当然，一个人是否能成为好诗人还有天赋等问题，诗有别才，但大的趋势基本如此。所以，我将“草根性”定义为一种自由、自发、自然并最终走向自觉的诗歌创作状态。

       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底层草根诗人的崛起，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有杨键、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诗人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也被归于这一现象，2014年底余秀华的出现，使“草根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现象，达到一个高潮；另一个标志是地方性诗歌的兴盛，中国历史上就有地方文化现象，古代有“北质而南文”的说法，江南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使得中国文化呈现活力和多样性。当代地方性诗歌也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阶段。雷平阳、潘维、古马、阿信等被誉为代表性诗人。而少数民族诗人的兴起也可以归入这一现象，如吉狄马加等少数民族诗人，为当代诗歌带入新的诗歌因素，并成功进入主流文学。

       还有一个现象是女性诗歌的繁荣。这也与网络的出现有一定关系。女诗人几乎人人开博客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自媒体有点象日记，又像私人档案馆，还象展览发布厅，自己可以做主，适合女性诗人。女诗人们纷纷将自己的照片、诗歌、心得感受、阅读笔记全部公开，并吸引读者。我曾称之为“新红颜写作”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女性接受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文化程度提高，导致女诗人大规模的涌现，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释放出空前创造力，并深刻改变当代诗歌的格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女性占人类一半，其创造性的释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人类文明史的意义。

       近两年来，在诗歌传播上，微信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微信的朋友圈分享，证明诗可以群。微信适合诗歌阅读和传播，快捷，容量小，并可随时阅读，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而另一方面，从网络诗歌开始就有的“口语化”趋势，也使诗歌更容易被读懂和广泛接受。所以，微信不受地域限制，汉语诗歌微信群遍布世界各地，人在海外，心在汉语。其后续影响值得关注。

       第三个阶段之后，我觉得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向上超越的阶段，这个阶段刚刚开始，在这个阶段，有可能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

       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盛唐诗歌就创造了古典美学的典范。李白是自由、浪漫的象征，他背后代表着道教的精神。杜甫是深情、忧患的典型，他的感时忧国是一种儒家传统。王维则是“超脱、超越”的形象，他有佛家及禅宗的关怀。在古典文学中，由于文史哲不分家，诗歌里本身包含哲学观念和历史经验，诗融情理，诗人们集体创造了一个古典的意义世界，为社会提高价值和精神，至今仍是一个美学和意义的源头。

       所以，向上，确立新的现代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是一个有待完成的目标。现代意义世界，应在天地人神的不断循环之中建立，兼具自然性、人性、神性三位一体，因为，自然乃人存在的家园，这是基础；而对人性、人心、人权的尊重和具备，是必须的现代准则。神性，则代表一种向上的维度，引导人的上升而非坠落。只有在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融域视野中，高度才是可能的，当代诗歌的高峰也才会出现。

       对这一个阶段，我预测：首先，这将是一个融会贯通的阶段，由于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这将是一个古今中西融汇的阶段。其次，应该是众多具有个人独特风格和审美追求的优秀诗人相继涌现。当然，最关键的，这一阶段还将有集大成的大诗人出现。最终，这一阶段将确立真正的现代美学标准，呈现独特而又典范的现代美学形象，从而建构现代的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精神价值，安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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