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海子卧轨，戈麦投河。
火化时，西川在场，戈麦的脸已经紫了，打了一层石膏，可头发和石膏之间，一圈儿紫色仍然可见。
这以后，西川明白了一件事儿：诗人可以死，也可以死得很有诗意，但死后你会留下一个尸体，殡仪馆还得处理它，这事儿与美无关，你控制不了。
和死亡有关的美学就这么破灭了。
也正是那一年，欧阳江河一个人跑到成都人民南路，写出了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首诗，“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他还忘不了1986年的那个早上，他最后一次见到骆一禾的情景。
4点钟，天还没亮，骆一禾一件大衣、一条长围巾，站在门口，非常体面，一点儿风尘仆仆的样子都没有，“就像刚从隔壁过来。”
其实他一夜没睡，从远处赶来，爬18楼，就为送送欧阳江河。欧阳6点的火车，5点就得走。
那个年代，诗人们还不知道注意外表，骆一禾是少有的讲究穿着的人。他文雅，长得好，讨厌任何一点狼狈，包括气喘吁吁。为这他提前来了，爬上18层，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不出汗、不喘气，这才敲门。
6年后骆一禾死了。火化前，殡仪馆给他穿了一身邮差绿西装，脸也化了妆，古怪、别扭、丑。一生中，他从没这么不堪。
历史和死亡，让欧阳江河一下子沉默下来，3年里，他没有再写过一首诗。
和其他诗人一样，他逐渐感到羊群、马儿、月亮这些东西，在生活面前太轻了，而诗也远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伟大。
3年后欧阳江河出国，他又迅速抓住了另一个时代：市场经济，就像80年代他抓住了诗歌一样。
现在，欧阳江河不写诗了。在北京北四环33层的一套高档住宅里，他端起开水，把脚放到茶几上。
这是一间大书房，两个两米高的大音箱刚花掉他300万。“音质差我受不了”，欧阳江河说，他的音箱两三年换一次，这是第6次了。
每年，有3个日本人会在11月的最后一天飞到北京，从他这儿取走17~23张书法卖到日本，一张70万日元（约4.3万元人民币）。每张字不多，一般1个，最多4个，多为“柳”“观”“创”“飞”“海”等。
诗歌与名气、人脉与圈子，再到机会与赚钱，如果愿意，这之间的关系，一个诗人也会很容易搞清楚的。
早年，欧阳江河给《爱乐》写乐评，结识了主编刘雪枫，之后进入古典音乐圈，介绍外国乐团来华演出，他当中介人。
他说自己不是“商人”，商人是要投资的，而他只分成，不投资，做的是策划、安排一类的工作，跟一般的倒卖不一样。
即使在生意场中，欧阳江河也注意保持着诗人的清高。客户来挑货，他拿出书法，然后抽着烟走开，不留在现场，也不讨价还价，更不多写，23张是上限，再多就俗了。
只是他已经10年没写诗了，“我的不写，就是写！”他说。
80年代
而80年代，一切不是这样。
当时文革刚过，精神上，人们很饥渴，文学于是流行起来。而在所有文学门类中，诗短小、丰富、易于流传，参与、进入最为容易。
于是，欧阳江河在内的一批年轻人做起了诗人。不甘平庸、又有一点小聪明的他们都会抓住最好、最流行的东西。而当时，恰好是诗歌。
全社会都开始讨论诗。“什么是诗？”一个大学女老师问马松，马松是“莽汉派”代表诗人。“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马松说。女老师大惊失色。“这是诗吗？”显然不是。马松继续说，“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这才是诗。”
很快，写诗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派头。和30年代过来的那一批现代诗人不同，80年代这一拨人没经历过白话文运动，也没受过严格的诗歌训练。
“诗歌第一次与文学无关，”诗人赵野说，“只是性情的表达。”同为诗人，周墙很清楚“这已经是一个产生不了伟大诗人的年代”。
那时诗人们都还年轻。海子一副眼镜儿，很敏感，在意别人的评价，一被批评，反应总是很大。张枣文气，易动情，被人夸了会高兴，还会到处给人看。王家新就常收到他的信，字很秀气，落款是“你的枣”。而最傲气、不服人的是朦胧派诗人多多，但逢聚会，他总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来段儿多明戈，之后念一句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
那个诗人集结的地方更像一个江湖。天南海北的人见了面，只要报一声：“我叫××，我是诗人。”就可以坐下吃饭，开口谈诗。
一个诗人就这么找到西川，吃完饭，把碗也舔干净了，倒上开水，滴一滴酱油，吸了一口：“鲜！”端起来让西川也尝尝。
而另一个诗人，西川问他叫什么，他却反问：“这重要吗？”一句话让西川自惭形秽：“我算哪门子诗人？”
那时西川也还不出名，上百个流派中，他只是其中一支，和其他诗人一样，他爱写，也想发表，常去人民文学一个编辑家，一夜一夜地睡在那儿。
欧阳江河则随时都会有灵感，没纸，就把烟盒掏空，写在上面，他喜欢玄学，常问人“蛇的腰在哪里？”
当时书少，诗也少，见到一首好的几十年不忘，现在欧阳江河还能背出两句：“物质起了波浪”“多么飘渺的白色笛子像骨头”。
那时他已经开始迷恋晦涩的东西，写了一首《悬棺》，非常难懂，海子却欣赏，专门跑到成都，说不错，“很蛊惑”“有巫气”，两人谈了一夜，海子醉了，吐了一地。
也正是那段时间，欧阳江河和西川、海子、骆一禾、翟永明走到了一起，有时几个菜，几瓶酒，就这么一边喝，一边聊，直到天亮。
只有北岛清高，有地位，不和大家打成一片。一次和艾青吵架，北岛要绝交，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里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
多年后，王家新还能清晰回忆起这一段。那时大家的诗都还不成熟，但他们真挚、动情、庄严，北岛甚至专门设了一个“今天诗歌奖”，就为对抗“官方文学”。
第一届“今天诗歌奖”授奖仪式上，北岛很不平静，他谈起诗歌、理想、坚持，当天人很多，有中国人，也有老外，北岛说话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位置有了，读者没了
王家新又一次见到北岛，是在文联大厦里。
临近年关，他正在《诗刊》办公室上班，忽然听到过道里传来说话、走动声，出门一看，北岛出现在那里。
北岛是来领奖的。那一年，中国作协设了一个“优秀诗集奖”，不知什么原因，也给了北岛。北岛当然知道这个奖的性质，但还是来了。
奖金2000块，去《诗刊》会计那儿拿。一见王家新，北岛有点儿尴尬：“唉，快过年了，没钱花了。”
这是1988年，80年代快过去了，90年代即将开始，该是给这个阶段的人作总结、定位的时候了。
程光炜主编了一本《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这是一个大部头，带有评判、归纳的性质。在“诗歌卷”中，西川、欧阳江河、张枣入选。
“文学史就是这样生产的，”北大研究当代诗歌的学者陈均说，“先批评、再选本，之后出版、互动，编入文学史，一个诗人的位置就确定了。”
他提起进入文学史的几种方式。文本好是一种；做一点文学活动，是另一种；办一个名刊，或引发一场论争，是又一种。
诗人们也意识到，他们正进入一个被评价、定位、正名的关键时期。和小说、散文比起来，诗歌的读者一向很少，又不容易判断好坏，于是位置格外重要。
于坚、韩东等没有入选的诗人，这时露出一种急切，甚至气愤。诗人之间开始相互攻击，最初只对作品，即便说人措辞也委婉，比如“王家新手里总是拿着一个手帕”。
之后，人身攻击开始了。于坚说一个批评家水平太低，那批评家跳起来：“你当年不是给我写信，说我是中国最好的批评家吗？”
1999年4月，两派终于吵起来了。一派是“知识分子诗人”，他们大多在北京，生活优越，掌握一些刊物和出版渠道。另一派是“民间诗人”，他们称自己来自民间，却多有官方背景，或在地方作协拿工资，每月发表诗歌，作为一种绩效。
这次争吵被称作“盘峰论争”，时间久、动静大、人数多，最终，每一个人都进入了文学史，方尘埃落定。
现在，提起当代诗人，人们躲不开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多多、于坚的名字。他们有了位置，却正在失去读者。2000年代后，王家新给儿子开家长会，儿子的老师不认识他，偶尔有家长认出，要他签名，他觉得感激。
又一次，他发了一首诗在自己微博上，任志强转发了，一会儿工夫，转发量升到800，他看了一惊，反复确认后又很欣慰：“诗还是有人读的。”
欧阳江河说，他不要那么多读者，一万人最好，再多就滥了。一万怎么来的？学生、诗人、学者、媒体人、艺术家，他就是写给这“五类人”看的。
而西川也有了名气、渠道和作品，不用再去人民文学编辑家睡觉了。
三十年过去，当年下海、做官、投机、赚钱的诗人，如今老了，又重新写起诗来，为了怀念，也为了歉意。
拒绝流行
王家新2006年在人民大学谋了一个教职，工作不太忙，有位置，受约束，但也有保障。也写诗，已很少，不时出国“交流”。
他最怕听到“代表作”。“代表作就是个十字架，”他说，“人们把你绑在那上面受难。”
作为一个57岁的父亲，王家新把80平方米的房子里最好的位置让给了小儿子。儿子9岁，坐在马桶上念他的《瓦雷金诺叙事曲》，抑扬顿挫，每一个重音都恰到好处。听着儿子的声音，王家新觉得这才是生活。还写什么诗呢？书搬到乡下去，桌子也挪走了。
一次电脑坏了，诗丢了不少，王家新心疼，找人修，对方要四千块，他想想算了，一个月房租还得7500块，诗丢了就丢了。
而这都算不上困扰，他头疼的是，自己“早已超越了代表作的阶段”，却不为人知。
他觉得自己“变了”，叙述方式、角度、词汇，都更新，也更巧，这变化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他老了，怕就这么下去，想对自己提点要求。
王家新不想再提《瓦雷金诺叙事曲》了。80年代末，这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里面写到冬夜、诗人、恐惧，词句非常动情。
“你写到雪，雪就要落下，你迎接什么，什么就会到来。”这是《古堡札记》，写在90年代，当时，王家新致力于做一个好诗人，严谨、受约束、形式优美，文字押韵。
而现在，他不想再写夜色、大雪、沉睡的妻子，更愿意说说台风、牡蛎、断奶的小儿子。
《牡蛎》是讲一次饭局，大概说了吃牡蛎一类的事，其中一个掰不开，就没吃。但王家新说，这当中含有深意。它表示了诗人在消费年代的一种坚持，一种沉默，那个“掰不开的牡蛎”就是诗人。
他“要追求一种难度、挑战性、陌生感”，并开始用一些生僻、古怪、难懂的字眼儿，比如“晚脸”“晚词”。
“晚脸”是王家新的翻译，出自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具体什么意思，他没直说，援引了奥斯维辛、荷尔德林，仍然没说清，“算了，你去读我的书”，他最后说。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不同意把“晚脸”放进书名，担心这会给读者阅读造成障碍。可王家新坚持：“《在你的晚脸前》是诗，《在你的脸前》就不是诗了！”
“就是要拒绝流行，流来流去，什么都流没了！”57岁了，王家新不想再做一个好读的诗人，他追求多义、费解，“一首诗可以写半本书解读。”
别批评，你不懂
而西川比王家新走得更远。
早年，他的诗多情、动容、考究，这让他有了名气。而1989年之后，他不想再这样了。
海子、骆一禾的死，让他想好好活着。“他们选择什么，我一定不选择什么；他们往东，我一定往西。”
“之前，我以为诗是美的，过后我想，诗为什么就不能是丑的呢？和美善在一起的，为什么不能是恶？”
对80年代这一批诗人来说，那时诗歌是一种贫困、一种宗教，一种美而善的东西，而这之后，一切不一样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第一次感到诗的无力和局限。
现在，西川注意穿着。一条格子小围巾，在室内也不脱掉，像个诗人的样子，但又不过度。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院的教授，这符合他的身份。
整个下午，他签字，看文件，过问一些行政、事务类的东西，得体而富有控制力，并在谈话中夹杂英文。
他挂在嘴边的，是美国、印度、加拿大的学者，他们欣赏他，“这家伙有个灵魂！”圈子变了，朋友也变了，他已经很少再和80年代的诗人玩儿在一起。
西川也一再被公众追问：“如何看懂你的作品？”早年，一个福建电视台的记者访问他，说，请你说大众能听懂的话。
他已经过了想被听懂的阶段。最近他的一首得意之作是这样的：“小老儿揪头发，小老儿读地图……八千万个小老儿靠打喷嚏联络……小老儿和他们一起玩儿发烧的小鸟。”
诗名就叫《小老儿》，讲的是SARS病毒，下一句是“小老儿被五颜六色的鸟屎滑倒”。“这都是超现实主义了”，他合上书。
“我已经活开了，”他提起鸟屎那一句，“在我最好的状态中，我怎么玩儿怎么是。”
对《小老儿》，诗友们一致说好，并提到一个高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世界文学贡献了一个怪人、疯子，中国人没贡献什么，你应该继续写，我们贡献一个小老儿！”
西川没有人反驳。年轻诗人要进入圈子，一些必要人情、禁忌是一定要知道的。圈外人可以提，但提了又因为身处圈外而被轻易反驳：“你不懂！”
而在北大学界，人们私下早有议论。一种说法是：“难懂”是因为不够好，而不是好过头。也有人说，诗人年龄大了，又对自己有要求、想精进，但天分、教育、经验就在那儿，很难突破，一来二去，难免走入偏执。
“克服自己的习惯、局限，很不容易，”陈均说，“西川尝试了一些方法，但这些方法能不能成立还很难说。”
但陈均也知道，在现在的语境下，质疑他们也很困难。“先锋诗歌上，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占有很多资源，又是权威。”
西川就曾回骂过一个质疑他的人：“文学嫩仔！”
现在，几个诗人之间还会见见面聊聊天，客气，但不多谈，提起对方，一笔带过，说一些冷淡、笼统、正面的话。
只是提起海子、戈麦和早晨4点爬上18楼的骆一禾，有那么一阵子，欧阳江河有点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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