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岭雪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来上海办报，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做资料，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目，就此开张，办了份《时事周刊》，只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然而柯灵却就此走入了办报人的行列。
初见张爱玲那年，他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自看到《紫罗兰》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他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海上文坛新起之秀的文章，想过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随人愿，那一天，张爱玲竟主动登门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蝉在树枝叶杈间疾声嘶鸣，暴躁地坏脾气地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耳朵发木。张爱玲穿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从天而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开那暑气，将一卷《心经》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给他手中——
“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柯灵《遥寄张爱玲》）
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
彼时的柯灵刚刚三十四岁，风流才子正当年，见了张爱玲这样清新尊贵的奇女子，有没有一点仰慕之心，不得而知——若是全然没有，也好像不大合乎人情的。且也不好解释他为什么那般厌恶胡兰成为人，却又把他所写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也都孜孜地找来读了——要知道，从前那在国内可是“禁书”，想要找来读，可是要大费一番周章的。他后来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时也是鲁迅、巴金、钱钟书的热心读者，且和傅雷更是数十年的挚交，他可没有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地写过他们。
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小说《心经》、《琉璃瓦》、《连环套》（未完成），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都是由柯灵经手。
1943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也是先拿给柯灵看，请他提意见。柯灵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一次地改；
后来，《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她又是向柯灵询问意见；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彝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郑振铎固然是好意，然而对于当时的张爱玲来说，一则没有能力“举家西迁”，二则尚不够资格“韬光养晦”，不过是个文坛新秀，若非“趁热打铁”，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河清海晏”？何况，若不是张爱玲的锋芒毕露，“红遍上海”，又何来文学界前辈的“欣喜地发现”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事实上，河清海晏之后，张爱玲惟一能做的便是离开，但不知道算不算“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但是张爱玲毕竟是领了柯灵的好意。后来为了“腰斩《连环套》”与“一千元灰钿”的事，她与《万象》闹得很不愉快，然而同柯灵的友谊却保持了下来；
1944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又为之居间奔走，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在餐馆里见面。张爱玲穿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或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如此奇光异彩，连见多识广的周剑云在她面前也不禁显得拘谨。
柯灵写，“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而给他自己的印象呢，想必是更加深刻吧？所以事隔三十年后还记得。
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后来的写作风格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甚深，且不说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开头便是“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然后长篇大论地引了《金锁记》关于月亮的文字；便是他写自己的回忆录，《文字生涯第一步》，一开篇也是“生活很像连环套，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连环套”一词显见由张爱玲而来，那件“腰斩”的往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倾城之恋》上演后，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柯灵夫人陈国蓉回忆：“这块衣料的颜色呢，是个宝蓝的，真是的，又不是藏青，也不是深蓝，是个宝蓝的，鲜艳得不得了。他做了个皮袍子穿在身上，可滑稽了，但是他因为是张爱玲送给他的，穿着也很高兴。”
柯灵穿着这鲜艳的皮袍子到处走，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
桑弧是张爱玲所识上海奇人中又一个重要角色——“但这是后话”。
1945年六月，柯灵被捕，囚在“贝公馆”。就在上海贝当路国际礼拜堂的对面，是一座白色建筑，巍峨华美，高耸入云，曾是一所美国学堂的旧址，里面时时飘出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与礼拜堂的圣乐遥相呼应，绘就出一幅人间天堂的优美画卷。然而日本宪兵队偏偏挑中了这优雅的处所，把它改做施暴的刑室，在此上演一幕又一幕的现世惨剧，天堂转眼变地狱。人们谈虎色变，隐晦地称它做“贝公馆”。
关于柯灵被捕这段故事，后来在胡兰成《今生今世》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里又各出现一次，巧的是，柯灵也提到了《今生今世》：
“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前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之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风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我年纪还小，不禁觉得迷惘，不大理解柯灵的心理——有人曾经不论为了什么都好，总之是想方设法救过他，即便未遂，也是一份情意。纵不能感恩图报，总也该一分为二吧？一万分可杀里，也还有一分可惜，除非他自己的命是不足惜的。为什么知道真相后，反而“产生了难分难解的情绪”，并且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对指责他的话“有深切的共鸣”？难道是怪胡兰成多事搭救，让他不能够在贝公馆里宁死不屈，成全一世英名？
后来又看了许多关于柯灵的经历生平，以及他自己的文字，渐渐地懂了——这人小心惯了，又写了多年的检查报告，言不由衷成了本能，写一段文章就要表两句决心的，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哪一句是真心，哪一句是套路了。
然而他对张爱玲的友谊却是真诚的，抗战胜利后，他是几个有限的肯向张爱玲伸出援手的朋友之一，冲这，柯灵是个君子！![柯灵暗恋过张爱玲吗?]( "柯灵暗恋过张爱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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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来上海办报，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做资料，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目，就此开张，办了份《时事周刊》，只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然而柯灵却就此走入了办报人的行列。
初见张爱玲那年，他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自看到《紫罗兰》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他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海上文坛新起之秀的文章，想过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随人愿，那一天，张爱玲竟主动登门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蝉在树枝叶杈间疾声嘶鸣，暴躁地坏脾气地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耳朵发木。张爱玲穿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从天而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开那暑气，将一卷《心经》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给他手中——
“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柯灵《遥寄张爱玲》）
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
彼时的柯灵刚刚三十四岁，风流才子正当年，见了张爱玲这样清新尊贵的奇女子，有没有一点仰慕之心，不得而知——若是全然没有，也好像不大合乎人情的。且也不好解释他为什么那般厌恶胡兰成为人，却又把他所写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也都孜孜地找来读了——要知道，从前那在国内可是“禁书”，想要找来读，可是要大费一番周章的。他后来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时也是鲁迅、巴金、钱钟书的热心读者，且和傅雷更是数十年的挚交，他可没有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地写过他们。
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小说《心经》、《琉璃瓦》、《连环套》（未完成），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都是由柯灵经手。
1943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也是先拿给柯灵看，请他提意见。柯灵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一次地改；
后来，《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她又是向柯灵询问意见；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彝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郑振铎固然是好意，然而对于当时的张爱玲来说，一则没有能力“举家西迁”，二则尚不够资格“韬光养晦”，不过是个文坛新秀，若非“趁热打铁”，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河清海晏”？何况，若不是张爱玲的锋芒毕露，“红遍上海”，又何来文学界前辈的“欣喜地发现”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事实上，河清海晏之后，张爱玲惟一能做的便是离开，但不知道算不算“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但是张爱玲毕竟是领了柯灵的好意。后来为了“腰斩《连环套》”与“一千元灰钿”的事，她与《万象》闹得很不愉快，然而同柯灵的友谊却保持了下来；
1944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又为之居间奔走，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在餐馆里见面。张爱玲穿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或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如此奇光异彩，连见多识广的周剑云在她面前也不禁显得拘谨。
柯灵写，“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而给他自己的印象呢，想必是更加深刻吧？所以事隔三十年后还记得。
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后来的写作风格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甚深，且不说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开头便是“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然后长篇大论地引了《金锁记》关于月亮的文字；便是他写自己的回忆录，《文字生涯第一步》，一开篇也是“生活很像连环套，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连环套”一词显见由张爱玲而来，那件“腰斩”的往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倾城之恋》上演后，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柯灵夫人陈国蓉回忆：“这块衣料的颜色呢，是个宝蓝的，真是的，又不是藏青，也不是深蓝，是个宝蓝的，鲜艳得不得了。他做了个皮袍子穿在身上，可滑稽了，但是他因为是张爱玲送给他的，穿着也很高兴。”
柯灵穿着这鲜艳的皮袍子到处走，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
桑弧是张爱玲所识上海奇人中又一个重要角色——“但这是后话”。
1945年六月，柯灵被捕，囚在“贝公馆”。就在上海贝当路国际礼拜堂的对面，是一座白色建筑，巍峨华美，高耸入云，曾是一所美国学堂的旧址，里面时时飘出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与礼拜堂的圣乐遥相呼应，绘就出一幅人间天堂的优美画卷。然而日本宪兵队偏偏挑中了这优雅的处所，把它改做施暴的刑室，在此上演一幕又一幕的现世惨剧，天堂转眼变地狱。人们谈虎色变，隐晦地称它做“贝公馆”。
关于柯灵被捕这段故事，后来在胡兰成《今生今世》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里又各出现一次，巧的是，柯灵也提到了《今生今世》：
“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前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之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风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我年纪还小，不禁觉得迷惘，不大理解柯灵的心理——有人曾经不论为了什么都好，总之是想方设法救过他，即便未遂，也是一份情意。纵不能感恩图报，总也该一分为二吧？一万分可杀里，也还有一分可惜，除非他自己的命是不足惜的。为什么知道真相后，反而“产生了难分难解的情绪”，并且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对指责他的话“有深切的共鸣”？难道是怪胡兰成多事搭救，让他不能够在贝公馆里宁死不屈，成全一世英名？
后来又看了许多关于柯灵的经历生平，以及他自己的文字，渐渐地懂了——这人小心惯了，又写了多年的检查报告，言不由衷成了本能，写一段文章就要表两句决心的，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哪一句是真心，哪一句是套路了。
然而他对张爱玲的友谊却是真诚的，抗战胜利后，他是几个有限的肯向张爱玲伸出援手的朋友之一，冲这，柯灵是个君子！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