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的腰不好，年轻的时候插队，留下腰肌劳损的疾患。
接受采访的时候，满头白发的多多要坐在坚硬的直椅上，以椅背抵腰。
“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好腰。”多多的这句话具有极强的隐喻性。“没有好腰，一个终身的烙印。像文学，像诗歌，相伴终身的一个印记。”
1951年出生于北京的多多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自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到“朦胧诗派”崛起的时候，多多作为当时著名的“白洋淀三剑客”之一，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新诗创作经历。
多多把自己置于“朦胧诗群”之外，远离争议，也远离荣耀。
多多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忍冬花诗丛”《多多诗选》收录了他自1972年到1999年创作的诗歌，《日瓦格医生》、《解放被春天流放的消息》、《从死亡的方向看》、《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一直在暗中感动着他的读者。
数十年来，多多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过讲座和朗诵，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驻校作家。
2004年，在旅居荷兰近15年之后，多多回到国内。
写诗38年的多多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的场域，不属于任何的流派，不属于任何的团体。
近日，多多赴美领取2010年度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颁发该奖的是俄克拉荷马大学及《今日世界文学》杂志，奖金为五万美元。此奖号称“美国诺贝尔”，是美国最著名的国外文学奖项，其特色之一是诗歌、戏剧、小说的作者均可平等竞争，此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迄今为止，已有21位获奖者，多多是第一位中国获奖者。今年的候选人一共有九位，除多多外，哈金也是候选者之一。
九评委中有中国诗人麦芒，麦芒现在康涅狄格学院教授中国文学，是他推荐多多入选的，他在推荐中说：“多多自由跨越国家、语言和历史的边界，也是一个坚定的预言家，在这个混乱的现代社会，他向我们讲述那些常处在阴影之下的基本而普遍的人类价值，如创造、爱、梦想和盼望”。
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望京一寓所专访多多。
坚持下来写诗的人就是有道的人
南方周末：这次获奖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多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以前也得过一些奖，是不是得了奖就会往前冲？这是不会了，我已经六十岁了，已过不惑之年，我的诗歌理念也早已成形。诗人的天职是写作，不像运动员和歌星，需要一些奖励。可能人在青年时期需要一些激励，到我现在反倒是不会构成对我写作的刺激。
南方周末：你和诗歌的关系实际上已经非常牢固了。
多多：无论我在任何国家，无论拥有常人的幸运与不幸，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能在不利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在顺利的时候反而应当小心。
南方周末：你所谓不幸是怎样的状况？
多多：不幸就是情感受挫，处境艰险，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于任何人都一样。我觉得在苦难之中人要提高道德性，对诗人尤其如此。中国人有句老话，“少年得志，大不幸也”。我觉得命运其实挺公平的，你不能什么都要。作为一个诗人，你能不中止地写作，我写到60岁，已经写了38年了，这就是一种恩惠。跟我同代的很多有才华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写作，因此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还有，对我而言，诗歌写作并不是多写一首诗，少写一首诗的问题，而是精神向度的提升，因此写作成为我必需和更为本质的生命和生活，它对我的意义早已树立，不可更改。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诗人，你怎样应对人生中的困难和障碍？
多多：1968年我就开始尝试写古体诗，一写就发现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驾驭的，古典诗词的高峰已经确立，不缺你这一砖一瓦。没有选择，我必须投入现代诗歌的写作。38年过去，不息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如何保持？我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克服这种困难过来的，我已经得到很好的训练。
南方周末：1989年你出国去荷兰，一个中文的诗歌写作者进入西方的语境里，你如何适应？你会不会有愿望，希望自己的写作进入国际性的文学格局里？
多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为中国文学社会所知是在1985年，而我开始写作是在1972年，所以我是比较迟到的出现者和在场者。等我1989年出国，我早已经过了不为人所知、默默写作的状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没有以“让人们广泛所知和赢得注意”为自己的目标。包括我的诗歌被翻译成外语，经常出现能不能得到很好传达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的诗歌被翻译成外语后所丢失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不在乎，我有我的母语作为文本就够了。从1972年写作到1985年第一首诗歌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这十几年是默默无闻的，我觉得这个阶段就非常好，让我潜心关注写作本身而非其他。一个诗人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何要写诗，这个问题被追问了十几年，这和我们现在的一个青年诗人创作作品马上就可以迅速得到发表不太一样。我早已经受了考验，如果心智不坚定的话，早已不再做这件事情了。能做下来的人，就是有道的人，当然这个道因人而异。
近年来，诗歌朗诵会在许多城市的酒吧里流行起来，成了一种时髦。2010年5月29日，福州一间酒吧内，青年诗人顾北邀请书法家在从事珠宝设计的美国姑娘Daphne身上书写诗作《影子》。 （CFP/图）
不是诗人写出了词语而是词语找到了诗人
南方周末：诗人的目标是什么？你说诗歌理想不可以跌落下来。你认为的诗歌理想是什么？
多多：诗歌的理想，就是向道的理想，我以为它向道。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道不可道，无法用语言言说。作为一个世俗社会的卑微个人来讲，道是一种理想，理想本身，就是生而为人，一定要有至高无上的寻求，说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不能抵达的境界。因此，诗人要保持的是永不满足的心，他不满意，对现实的空缺持一种悲哀的态度，因此他一定要去寻求，寻求不能说是完美但是高于我们存在的东西，这就是理想。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始终朝向这样的目标，我以为他获得了此生真正的价值，而非此间的荣华富贵，这种境界是不一样的。尤其对于诗人来讲，你跌落一分，你的诗歌就会显现，你的动力就会停止。你与现实社会的认同马上就会得到显现，包括你所意想不到的短暂的惊喜和长久的缺憾。因此，在这一点上要非常有道，要守住道。诗人有道，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至于道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如果心中有这个空间，人就有希望。
南方周末：你怎样应对外部环境？这并不是一个属于诗人的时代，有时候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酷。
多多：人们常常怀念和追忆某个时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精神是向上的时代，我也跟大家一起追忆，而且，是有起伏变化的。可是，一个诗人最主要的是向内，不是向外。是不是时代跌落了，我们就跌落？不跌落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逻辑的循环。我看到的伟大诗篇，都是有强大的内在世界的，这种世界在诗人身上出现也不是他自己能持有和把握的，这就是兰波所讲的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我。这种自我的召唤，是无止尽的。那个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你不能获得，你就得倒下，不再得到宠爱。
所以说，不是诗人写出了词语，而是词语找到了诗人。词语从哪里来？我不愿意完全用奥秘这个词来说，但是也不能回避这个奥秘之说。人的知性是非常有限的，仅仅靠理解是不能抵达诗歌的，既然诗歌不是从知性出发的，更高层次的东西是无止尽向上的，说起来比较玄了。
南方周末：在当下的社会，人们普遍的感受是诗歌已经不再受到尊重，你怎么看？
多多：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说诗歌的行情在哪个国家就是非常高涨的。我经历的这二十年，普遍地是一个诗歌不太影响公众生活的时代。诗歌也不是股票，股票才有涨落，一般来讲，诗歌与社会不是完全同步的。从诗人角度来讲，兴盛和衰落有什么重要吗？既然是个诗人，他就不会太在意这些境况，诗人的灵魂应当是淡定的。
诗人江湖有闹剧更有向道之人
南方周末：你说诗歌是一个江湖，这是怎样的一个江湖，它对你有影响吗？
多多：对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和我早年的经历有关。“朦胧诗”他们归了几代，一直到我回来才把我归入，而在之前我不算。我也不是“今天派”诗人。因此我历来的自我定位就是，我是一个个人。你的使命、价值只有在写作中会体现，除了上帝跟你在一起，没有谁和你在一起。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团伙都不能帮助你。因此，任何所谓团体式的、群体性的艺术、诗歌运动，我都不参与。所以江湖不江湖，我都无所谓。我看到的是伟大诗篇的典范，这是我研读的中心。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官员写诗？最近武汉官员诗人车延高获奖引起广泛议论。
多多：其实，我到地方经常能见到写诗的官员，他们非常热爱诗歌，这是好事。诗歌是金字塔型的建筑，没有广大的基础性的东西，高层何从建立？在任何时期，任何人，有诗心，想进行诗歌写作，都是好事，都值得支持。官员为什么不能写诗？一个写诗的官员比不懂诗歌的人更有趣味。有诗心的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写诗不以诗歌为目的，通过诗歌去获取其他的东西，这在诗人社会里也有人这样在做，这样就被自动开除出去了。诗歌不可以作为等价物去交换，无论怎样的时代，无论多少人在进行集体交易，仍然会有一些有个性的诗人，历代都如此。
南方周末：很长时间，在国内，公众对诗坛是失望的，对诗人也失望。诗人似乎更多地被卷入各种闹剧里，某些诗人所体现出来的品行令人质疑。
多多：诗人社会中有闹剧，但还有人在安安静静写作，有很多向道之人。更广义上讲，有些人可能没有用笔去书写形式上的诗歌，但它是诗。我凭什么说他是诗人？因为他有那颗心，还有他有自己的话语。实际上，向道的境界，是语言无法呈现的。诗人的作用是什么？他就是要通过语言，通过建立语言的存在，接近这个境界，难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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