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王蒙自传》，不由得感触颇深。历经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王蒙，已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胆识的王蒙，应该更有资格也更有责任对文坛“说三道四”。他说：“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旅差、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同时，作协机关也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多少人在这里获功名，得升迁，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员的待遇，不但有科级处级，而且有局级正副部级。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这个协会可能今天掌握在这几个同志手里，明天又是另外的同志，可能与某些作家特别亲近而与另外一些作家疏远。……负责文学的作协的存在，会成为吸引众位作家更加关注地位的升降、权力与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关注文学的根由。”可谓语重心长，良药苦口，我忽然对王蒙多了一些理解和敬重。

　　有人说，上世纪初“上帝死了”，还有人说，本世纪初“文学死了”。我进一步设想，假如都是“死了”，结果会怎样？“上帝”之“死”，换来的是“人”的解放，“文学”之“死”又换来什么？难道就是中国文坛这种非文学的假面狂欢吗？时下，呼朋引类、呼风唤雨的伪文学、非文学、秀文学、玩文学成了最大赢家。怀敬畏之心对待文学的人，已不合时宜，“文学叶公”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各种名目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创作基地、文学馆如雨后菌类不断繁殖，越来越多的人跟着起哄架秧子，文坛也被成功地打造成“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闹剧舞台。只要能夺人眼球吸引看客，闹剧也是剧，“皇帝的新衣”也是剧。文坛需要忽悠，需要作秀，需要造势，需要碰头彩，需要花拳绣腿，需要旁门左道，需要“政绩工程”，需要“惊骇俗世”……明明面子活儿，明明过眼烟云，明明纸糊的灯笼草扎的船，明明“驴粪蛋表层光，里面一包糠”，若能邀功领赏，名利双收，也在所不惜，决不彷徨。　　欲望的时代只能产生欲望的文坛。这里可以没有辛勤笔耕的小说家，可以没有忧患家园的诗人，可以没有追问存在的学者，却不能没有形形色色的文坛能人。他们经多年历练，早已身手不凡。文坛的繁华与文学的繁荣本不是一回事，他们却可以移花接木，怪招迭出，硬把文坛与文学的区别抹平，在繁华与繁荣之间划上耀眼的等号，且堂而皇之，轻车熟路。如果说能人们对文学从无兴趣，恐也不是事实。级别和头衔先放在一边，有些人确实与文学创作若即若离过，与“作家梦”千丝万缕过。他们不少曾是文学票友，出于各自原因，也多少写过些东西，如今激流勇退，金盆洗手，除了对文学写作难有作为，其余的皆不在话下，日子也越来越体面。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折腾的水平大大超过了写作的水平。他们明白，若在文坛吃得开，场面上的造势能力必须要强于案前的写作能力。君若不信，稍留意一下就可知，时下在各种喧哗的场面中如鱼得水者，没几个是正儿八经写作品的人。以至于热闹的文坛日趋热闹，寂寞的文学日渐寂寞，这种离奇的“马太效应”，已经成了中国文坛之怪现状。

　　非文学的反客为主，必然加剧文坛泡沫的四处飞溅，躲都躲不开。用不着隔三差五，便会有佳音速递。昨天某家“学会”敲锣打鼓，宣布某地区为中国“散文之乡”；今天便有另一家“学会”另辟蹊径，新鲜出炉了某项“终身成就奖”，其余音绕梁数日。不经意间，今夏西部诗歌节又唱响“诗歌宣言”，其声部之庄严整齐，使人唏嘘。记得两年前，韩石山曾呼吁“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终因其意图凶险而未能得逞，却反而招致各路文学诸侯旌旗飘飘，风云滚滚，还不时有“文学××兵团”、“文学×军五少将”、“××三棵树”、“××四剑客”之类的后生啸聚一方，大有壮我文坛军威，舍我其谁的架势。

　　这是一个没有文学偶像、只有文坛明星的时代。“出名”与“出色”本是两回事，搅进文坛就说不清了。文学“大师”很难显形，潜心写作的作家如濒危动物，更多的作家军心涣散，在那里左顾右盼，心猿意马，写作几乎成了点缀。一旦有作品出来，就开始忙于竣工典礼般的名为研讨、实则炒作的造势。最见功力的还要算某些摇唇鼓舌、见风使舵的评论家。利益的驱使他们永远疲于奔命，煞有介事，其“敬业精神”令人动容。他们与传媒联姻，被各种红包喂得油光满面，其表演功力早已炉火纯青，足以笑傲江湖，说他们不是公众人物，恐怕连自己都会喊冤叫屈。
　　
　　一个作家，如果使人感觉不出他有多少文学气质，或者说，他身上散发出的多是官气、商气、江湖气和文痞气，不用说他的文学气数已尽，即使还拖着唬人的光环，也不过是个泡沫。但文坛的情形千奇百怪。有些作家多年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却练就了一身“诗外”功夫，照样欺世盗名，并能在文学与非文学领域占尽风流。他们的基本状态是，名头虽响，壳子虽大，作为作家的能量已是强弩之末，但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泡沫指数”却居高不下，而恰恰是文坛为之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按说，文学界人士一旦变成哗众取宠的公众人物，评论界就应该忽略他，读者就有理由唾弃他。文学史是最不讲情面的，优胜劣汰的法则永远成立，从此意义上，这类人倒也无损于文学。堪忧的是，一些本来极有天分和潜力的作家，竟也东摇西晃地找不着北了，致使写作质量直线下降；更令人扼腕的是，有的作家本有大家的写作气象，却也心浮气燥，逐渐丧失了经典写作的能力。我甚至想，即使清醒笃定、洁身自傲如王小波者，像文坛这么个折腾法，还会不会被人们视为“高手在文坛之外”，真的很难说。
　　但我相信，孙犁先生若活在今日，仍会恪守“文学乃寂寞之道”的信条和文人“宜散不宜聚”的主张，而孙犁之耐得寂寞，之深居简出，之不愿抛头露面，在中国文学界更是有口皆碑，堪称异数。他从不把自己当官员，他很少出席各种会议，即使去了也不愿坐主席台，只有回到自己那间堆满各类书籍的简朴小屋，他才感到踏实。孙犁曾把《敬斋泛说》中的一句话贴于座右，引以为鉴：“吾闻文章有不当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践行这五条，对于孙犁不过寻常事，而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哪一项都成了难以逾越的标高。

　　文学写作永远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劳作，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谁也无法越俎代庖。文坛活动和作家聚会当然可以存在，但应该围绕着文学的本义展开，应该充满了真理般朴素、赤子般诚恳、阳光般透亮和宗教般情怀。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中多次提到，他和盖达尔、罗斯基、格罗斯曼等作家每年夏天都在索罗特恰地区过集体生活，文学成了他们相聚时的一切，文学也净化了他们的精神和情操。类似的记载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中亦不乏其例，作家常常是以民间沙龙的方式保持彼此的交流风气和畅言氛围，至今为人乐道。《金玫瑰》这本关于作家的“劳作”札记，就讲述了巴黎文学沙龙中的一些逸事，有一次左拉指出，作家写作只应当根据精确的观察，想象力无关紧要，他左拉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莫泊桑也在场，他当即问左拉，那么您常常根据报上的一条简讯就写出一大部长篇小说，而且一连好几个月足不出户，又该如何解释？左拉没有作声。莫泊桑拿起帽子就走了。莫泊桑不是故意轻慢左拉，而是他不允许任何人对文学想象力如此漠视。这种敬畏文学、热爱文学的直言场面，在歌舞升平的中国文坛真的是久违了。

　　而一旦文坛折腾惯了，是很容易上瘾的，如果一天没闹出点儿动静，有人就会若有所失，无精打采，骨头缝儿里奇痒，浑身不舒服，像是白活了24小时。我有时想，中国文学真是多灾多难啊！十几年前，大家还在为文学边缘化的暗淡命运而焦虑不堪，却仿佛转瞬之间，文坛就成了居高临下、春光拂面的巍峨新贵，而文学却沦落风尘，不仅低眉顺眼，还在被迫卖笑、卖艺，甚至卖身，卖春。血气尚存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对此似乎忍无可忍了，他痛斥“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系统，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他同时表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与上世纪８０年代不同，中国文坛现在是个庞大的垃圾站，被各种骗子和庸人所把持，我正在考虑再次退出江湖。如果我沉默，那不是因为我被骂走了，而是我找不到令人钦佩的对手。”所有的孤独者中，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痛彻肺腑的一位。但我也有隐忧，随着具有良知、血性的思想斗士因激愤因失望而撤离现场，中国文坛的种种怪现状将更加肆无忌惮，这是所有牵挂中国文学命运的人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