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之七的痛，来源于大地和众生
——商震对刘年的访谈
商震：我读诗很在意诗歌内部的平衡。比如说：叙事与抒情，趣味与意味，想象力与表现力等，你的平衡能力做得比较突出，请淡谈你的心得。
刘年：诗，首先要讲究真和善，但最终，还是一门美的艺术。合谐，才能生美。万物合谐，不过是虚实得当。阳为实，阴为虚，阴阳调和，是虚实得当。黑为实，白为虚，知白守黑，是虚实得当。密为实，疏为虚，疏密有致，也是虚实得当。诗歌也是一样，叙事与抒情，叙事为实，抒情为虚；趣味与意味，趣味为实，意味为虚；表现力和想象力，表现力为实，想象力为虚。虚实相间，虚实得当，方为好诗。具体到每一首诗，像太极八卦图一样，有一条分界线，实再多一点，就会直白，笨拙，乏味，失去想象和美学的翅膀。虚再多一点，就会晦涩，轻浮，油滑，失去大地和生活的根系。于是，写诗对于我个人来说，就像开着一辆女式摩托，在千山万水间旅行一样。你得时刻保持平衡，往左一点是石壁，往右一点是江底。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很惊险，也很好玩。
商震：写乡村经验、写乡愁是诗人笔下常见的内容，而你的诗中在表现出乡村和乡愁，往往是创伤性的经验。从“痛感”开始，到“痛感”结束，是你刻意对经验的取舍，还是真的心有大伤。
刘年：我喜欢大地，喜欢泥土，喜欢村庄，喜欢那些庄稼和野草，喜欢河流，喜欢流淌或者静止的清澈的水，喜欢大地上的生命。不是一般的喜欢，是那种见了就会兴奋的热爱。我甚至认为自己是大地长出来的一棵爱行走的植物，我的诗歌，是我开给大地的花。可是，从小，我对人生总是过于悲观，总是看到事物布满阴影的背面。行走的时候，我往往看到的是环境的污染，人心的污染，于是，总是杞人忧天般地担心这片土地的未来，这片土地生活着的人们的未来。我写诗的初衷，就像病人的呻吟一样，是为了要人知道我在痛，是为了缓解我的痛。虽然，命运对我也伤害很大，有些事情，我现在都不愿甚至不敢触碰，但是，回过头去看自己那些诗歌中的痛，可能只有十分之三，来源于我个人的伤口，另有十分之七的痛，来源于大地和众生。
商震：哲学家说，诗人是具有使命感的。你有使命感吗？以你的诗为例，谈谈当下青年诗人是怎样理解这个“使命感”。
刘年：我认为，优秀的诗人应该是一个好老师，好巫师，好医师，应该用诗歌，为天地立心，为万物喊魂，为众生治病。我个人受传统思想影响很重，受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感染，也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给儿子刘云帆》《游大昭寺》《废墟》到最近的《船歌》《刀歌》《酒歌》《石头赋》《木头赋》《铁赋》，都能看到：我的使命之一，就是在诗歌里与堕落的世俗对峙。在《小院》《汪家庄的白杨》《万物生》《老花铺》中，你能看到我的另一个使命：就是用诗歌，带给人间以温暖，以善意，以美感，以希望。我认为诗人的使命感并不是叫我们挺身而出，拔剑而斗，而是认真地写好诗，写真诗，给人间传播诗意。一首杰出的诗歌的影响力是长期、深入人心的，远远大于怒骂、刀剑甚至于坦克。诗歌的前提是真诚，诗歌的本质是自由，诗歌的核心生命。我认为这个时代，最缺少的是诗意，也就是真诚的对话，以及对自由和生命的尊重。诗歌的前提是真诚，诗歌的本质是自由，诗歌的核心生命。我认为这个时代，最缺少的是诗意，也就是真诚的对话，以及对自由和生命的尊重。我甚至偏执地认为，诗意，可以拯救这个民族。
商震：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有文化野心或抱负，你怎样理解，你有吗？
刘年：在写作上，我认为野心并不是贬义词，文雅一点说，就是“经典意识”。取乎其上，方能得乎其中，有了野心，你才能提高写作难度，提高作品质量，才能有明确的方向感，才能不被一时的捧与踩所迷惑，才能有强大的内心面对眼前的浮华和喧嚣。我个人是有野心的，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抗时间。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我死后的很多年，有人读到我的诗歌，还像看到我本人一样，潸然泪下。我还希望，我的儿子，未来能因为我在诗歌上的成绩而受益。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同时也是最残酷的编辑，回看诗歌的长河，能过时间这一关的诗人，寥若晨星。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野心，我会慎重地对待每一首诗，但不会执著于一时一地的得失，一人一文的褒贬。其实，在写的过程中，诗歌已经给了我无数的慰藉、快乐甚至幸福。所以，有时候，明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决斗，我也愿赌服输。
商震：当下的青年诗人都有自媒体，甚至依赖自媒体。你怎样看待传统的纸媒与网络媒体？
刘年：我用微信，但不沉迷。我更喜欢博客，它的平淡，它的长期，它的旧，都与诗歌的品性相吻合。对于每个诗人个体来说，短期、快捷、吸引眼球的微信其实是一把刀，这把刀用得好，可以切菜，可以让人短时间成名，用得不好，可以伤指，杀死你的时间，杀死你宁静的心态。诗人的根本，还是文本，而不是你营销能力。而且写诗，始终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事业，是一项与孤独为伍的事业，是一项要坚持二三十年付出的事业，所以一颗宁静的心态比一时的走红，更为重要。但宏观来说，微信对诗歌的传播，是很有作用的，因为诗歌一度的边缘化，我们已经处于一个诗歌创作的黄金年代，因为微信的产生，我认为诗歌传播的黄金年代也即将来临（这里需要注明一下，真正诗歌的黄金时代，要等到诗人得到足够的尊重以后再说）。为了推广我喜欢的诗人和诗作，我自己就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诗歌，是人间的药”，我觉得给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注入一些诗意，是一件积功积德的事。自媒体的兴起，并不能完全取代纸媒对诗歌的作用，纸媒的权威性，严谨性，较长的时效，是自媒体所不具备的。诗歌，作为一项要和时间对抗的艺术，需要白纸黑字作为证据。对于我个人来说，诗歌，作为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才拿起的读本，纸张翻动的脆响，不可或缺。
商震：看过你写过的一些散文，很好。请谈谈诗人与散文的关系？再谈谈诗歌与散文的边界。
刘年：散文是长一点的诗歌，而写出了诗意的散文，才叫好散文，它们的崇尚自由精神是一致的。诗歌和散文有形状上的区别，但没有明显的界限，前后《赤壁赋》《道德经》《心经》，分行一排列就是诗，楚辞中《渔父》《山鬼》等篇章，介于诗歌跟散文之间，《藤王阁序》连韵脚都有，分明就是诗歌，但人们却把它当成散文来看。究竟如何严格地去区别散文和诗歌，应该是评论家纠结的事，身为一个作者，就不必过于计较。如果觉得横着连排太肥，就可以分行竖排，相反，若觉得分行竖排太瘦，就横着连排。写诗时，我有点紧张，感觉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写散文的时候则随意轻松，无法无天，想到哪写到啊，有时不仅形散，神也是散的。我想，以后写不出诗歌来了，就专门写散文。我觉得，写诗的人都应该写写散文，散文可以溶解因为长期写诗歌而堆积在胸的块垒，就像经常吃肉、吃酒的人，应该吃一吃蔬菜和水果，以排毒养颜。
商震：你的诗中有很丰富的信息量，一定是读书很多。你是有计划地读书还有逮到什么读什么？读过不喜欢的书吗？
刘年：我写诗的时候，注重在字里行间，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量，我觉得这样会让诗歌有重量，有厚度。我读书很杂。从佛经，到《本草纲目》，从世界名著到色情小说。但整体没有太多的计划，多是因为喜欢纸上那些方方正正的汉字。除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大多是浅尝辄止。我认为，世界上很多事都分轻重缓急的。唯有读书一事，你不要去多考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去读书总是不会让人后悔的选择。至今外出，我都喜欢带一本书，等车的时候，等人的时候，等雨停的时候，可以看。我觉得读书杂比读书精更重要。读书杂，能让你的视野开阔和思维周全，让你对生命，对世界，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和立体的看法。对生命、对世界、对自己的定位和看法，我认为是决定着一个诗人能走多远走多高的因素之一。一生中，读过大量不喜欢的书，有段时间，手头找不到纸片，连深恶痛绝的高等数学也拿起来看。
商震：问一个无聊的话题，谈谈你接下来的创作计划，当然，我是问：你接下来的创作是否能把你诗中现有的问题，如：格局稍小，局部语言拖沓，题材涉猎不多等处理好。
刘年：我的诗歌中，局部语言拖沓，自己也深有同感，我从两点来弥补，一，是修改，大量地修改，不厌其烦地修改；二，是写短诗，学习减法，争取像八大山人的画一样，写出尺幅千里的感觉，这个缺点在最近的作品中已经有所改进。最近一年，我写的大多是短诗，如绝句、小令、俳句一般，三五行，甚至两行成诗，如《哦，湘西（七首）》《河西走廊（八首）》《海阔天空（四首）》《黄河颂》等等，最近，我甚至还在博客上整理出了自己九十九首这种短诗。题材涉猎不多，这一点很好解决，多写，多改，多删，这些一直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我经常因为做这些事，而耽误了取汇款，耽误了孩子。至于格局稍小这一条，改正起来很难。一些诗作，用力过猛，下手太狠，其实就是心中那股置人于死地的偏狭的戾气所致。功夫在诗外，我只能多看书，增加自己的哲学修为，在生活中，注意对品性的修行，力争做拈花微笑的低眉菩萨，而不仅仅是一个举石砸天的怒目金刚，相信，内心拥有了足够淡定、宽恕和悲悯之后，诗自然会从容、雄浑、阔大起来。诗歌是通神的，很多时候，非人力可强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全力以赴，听天由命”，我觉得，做诗应当如此，做人应当如此，做事也应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