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正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
李少君
诗歌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有着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在中国文化中，诗歌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是“诗国”，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中国古代是以“诗”来教化文明的，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故“诗教”是教育的基本手段，也因此，诗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有人甚至称：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诗歌在中国从来关乎心灵。学者胡晓明先生就说过：“中国诗是中国文化最具有心灵价值的创造”；钱穆先生则认为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类似宗教的作用。诗歌在传递个人心灵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性、慰籍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林语堂先生也认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指出诗教导中国人一种仁爱悲悯、具有同情心的人生观，理解和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有着广大的诗歌市场，甚至有一种诗歌崇拜的氛围，在其背后，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心灵市场。而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心灵的学习或者说学问。诗歌的起源是感于心动于情，其过程是从心出发，用心写作，也可以说是一种修心的过程，而其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境界也就是心灵层次，从而不断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安心。好的诗歌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又能让他人读了以后感到动心，体验诗中情感，领悟诗中意境，同样达到安心的效果。而这一点，也许正是当代人最需要和最渴求的。
当代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解决温饱之后开始追求安心的“新常态”阶段。这是一个传统观念分化、新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希望在混乱之中建立新的精神价值的时代。由于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网络乃至各种新现象新事物纷纷涌现，人们无法迅速适应，所以人们一方面紧张焦虑忙碌，另一方面又茫然不知所措，有人说这是一个有些“窝心”又有些“糟心”的时代，而诗歌正好可以承担特殊的安心的作用，比如个人情感的抒发，心灵的寄托与相互慰藉，个体精神的救赎，超越性意义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歌可以说是最有历史和社会的基础、也最直接便利、成本也最低的心灵安慰品和精神营养剂，不独社会中上层，草根底层人群也将这一最古老有效的精神疗养方式捡拾起来，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如此多的草根底层诗人写诗，而一旦有人写出好诗，又有那么高大上的人群也由衷喜爱并为之推广，比如余秀华现象的发生。因为，诗歌就具有“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特点，还因为，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又有广大的人心基础。同时，诗歌的神奇力量和强大功能也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清贫甚至接近一无所有的人，居然有诗歌就觉得足够了，就能活得很满足和很有尊严。
因此，有人欢呼，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我觉得不宜过分乐观，也许，这还只是一个新的起步，当然，这是在诗歌的社会基础夯实以后的一个起步。就象电影院线建立完善之后亿元大片不再是神话，现在，诗歌读者群、新的诗歌传播渠道和相当数量的写作群体都已经有了，但我们似乎还需要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最近诗歌界热烈讨论诗歌的“草根性”，期望一个自由、自发、自然并最终走向自觉的诗歌写作时代的到来，其背后也许有着这么一个深层的思考：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当代诗歌在已经向外（西方）学习之后，需要再向下（本土）、向内（传统）寻找资源和动力，从而最终向上建立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世界，包括生活的、美学的世界。
刊《人民日报》201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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