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方方在微博上发文炮轰湖北省人社厅，质疑鲁迅文学奖得主、诗人田禾破格晋升，认为该诗人涉嫌违规操作，甚至对省作协原领导进行行贿等。
两人笔仗的背后，是作协体制的职称评定纠纷，更可能反映出文坛的不良风气，甚至是文艺界的腐败问题。这些年两人笔仗的背后，是作协体制的职称评定纠纷，更可能反映出文坛的不良风气，甚至是文艺界的腐败问题。这些年来，作协体制一直备受争议，作家们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许多问题，体制的牵绊也让文学偏离了本来的轨道上来，作协体制一直备受争议，作家们的双重身份造成了许多问题，体制的牵绊也让文学偏离了本来的轨道。
“鲁奖乱象”：偏离文学，更无关鲁迅？
诗人田禾的一个特殊身份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作为作协评判体系下的国家级重要奖项，鲁迅文学奖已经成为了一些作家得以升迁、评职称和获得各项福利的重要证明，特别是那些不太知名的作者，更希望通过“鲁奖”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让方方无法理解的正在于此。如果单凭作品，诗人田禾并无法拥有如今作协副主席等地位，而“鲁奖得主”的身份让他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平步青云。这已经不是方方第一次炮轰作协和“鲁奖”了。不久之前，方方就对柳忠秧等人在“鲁奖”评选中涉嫌“跑奖”发出了质疑，认为作家、推荐人与评委之间的人情让文学奖偏离了文学。事实上，近年来，鲁迅文学奖已经不止一次引发公众的质疑。而将写作的目的纯粹与评奖联系起来，则让写作成为了功利性的工具。而作家对于获奖的热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奖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其中之一便是职称评定。
没获过奖的作协会员不是好作家？
方方与田禾之争，不只是作协主席与副主席的口水战，更是老作家与新晋作家的纠纷。同为鲁迅文学奖得主的他们也各自见证了作协和文学奖在不同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变迁。早在1987年，方方就以《风景》获得过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就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鲁迅文学奖设立之初，本是为了奖励作家的文学成就，体现了官方组织对于作家的认同与重视。正是凭借这些有分量的作品，许多默默无闻的作家得以被更多的人承认。而如今，本应该得到最多关注的作品本身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作家本人的身份，也可能是作家的人际关系，奖项的评选可能就变成了“熟人政治”。而在获奖之后，这种恶性循环被多少已经固化的作协体制放大了。从“文学圈”进入到“体制内”，作家们被放置在一个由职称所衡量的序列中，身份的转化让他们忙碌于向职称的高处攀爬，而忘记了文学写作的本业。田禾引发的质疑本质上是职称标准与文学标准之间的巨大错位，而从“既得利益者”方方对于文学标准的守护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作协令人尴尬的现状。
建国后作协成立，是“苏联经验”产物
中国作协成立于1953年，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文协，其组织方式、机构设置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处处参照“前苏联经验”，是特殊时代的体制遗留物。它不仅是一个由作家组成的“群众性专业团体”，也是一个正部级单位，是一个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全国各地分层结构的机构。据参与中国作协筹备工作的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说，在前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全面影响下，“一切都学苏联。”
1966年6月，江青、张春桥炮制的中发66号文件批转全国，对文艺界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一大批著名作家被揪斗和批判，当时在作协主持工作的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刘白羽，副书记严文井，张光年和一大批中层干部亦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后，1978年5月，中国作协正式恢复工作，随后成立了作协临时党组，张光年为临时党组书记，李季、冯牧为副书记。1979年11月，中国作协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文革”后新的领导机构，即第三届理事会142名。主席茅盾、第一副主席巴金。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原体制，确定中国作协是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团体，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是同级单位。1985年1月，中国作协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共236名。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王蒙任常务副主席。2006年11月12日，在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铁凝当选为新任主席。
苏联作协的兴衰
苏联作协成立于1934年，在九十年代初解散。短短的六十多年里，它见证了前苏联作家们无数的悲欢与浮沉。在前苏联成立之初，作家与艺术家的工作便被列入了党的文艺战线范畴。基于这种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当时的政府因而对作家有了许多扶持，甚至是特权。当然，这种扶持是有选择性的，针对的是那些“无产阶级作家”。事实上，在前苏联成立之后，作家们便因为政治倾向等原因被分流成不同的类别。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作家们大多选择流亡海外，否则可能遭遇政治的风暴。那些既不接受也不反对苏联的作家们选择留在国内，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他们坚持隐秘的写作，拒绝被同化，也因此遭受了许多折磨。还有许多作家，或是口是心非，或是衷心拥护，成为了文艺战线的标兵与投手，如法捷耶夫。他们加入作家协会，并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在当时，最显赫的莫过于作协主席高尔基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享受着多种特权，包括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和特卫权，可以说非常显赫，连到访苏联的罗曼罗兰也对苏联作家们的特权生活暗自感到惊奇和失望。让罗曼?罗兰更加痛心的是，比之物质生活上的腐朽、奢靡来，苏联作家在精神生活上的溃败、朽烂，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环境下，文艺创作的自由被剥夺了，写作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甚至如罗曼罗兰所说，只能是“拙劣的政治宣传品”。而与这种写作不符的作家只能接受另一种命运，比如肖洛霍夫，以及帕斯捷尔纳克。
在当时，前苏联的最高文学奖项是斯大林文学奖，但获奖的作品常常是平庸之作，就是因为获奖与否不是完全根据作品本身的质量，而经常被政治的意旨所操纵。当时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意愿去肯定一些下乘之作，甚至他本人也曾因为政治的变幻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多次的删改，丧失了对于文学本身的追求。
上世纪90年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苏联作协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走进了历史。如今的俄罗斯作家协会以及其他团体成立的作家协会都仅是纯粹的民间组织，不再享有政府拨款，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级别和特权。而中国作协则依然在市场化浪潮中接受着历史和现实的考验。
苏联作协解散后：谁来发声？
如果一种组织没有非常必要的用途，却还需要许多的投入，甚至还有许多负面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取缔呢？然而仅仅取缔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了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同样可以从俄罗斯的案例中得到一些答案。
在前苏联时期，作家们固然有着许多的不自由，但却享有崇高地位，无需担忧生活上的问题，甚至可以有诸多特权，而且当时的稿费非常高，一部长篇小说就可以支持一个作家生活许多年。但在苏联解体后，国家放弃了对作协的财政支持，作协也从官方组织变成了民间社团。这带来的后果便是，作家们必须自谋生路，在资本主义的大潮中暗自沉浮。除了那些著名作家，大部分人的版税很低，甚至得不到稿费，单凭写作完全无法支撑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现在文学奖很多，不少作家靠拿奖为生。但总体来说，如今俄罗斯的文学环境并不如从前，而在目前的俄罗斯文坛，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可以为作家们发声。索尔仁尼琴早已亡故，著名作家如拉斯普京曾拒绝发声，如今也刚离世未久。
中国作协：变革正在发生？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已经有了一些变化。铁凝就任作协主席之后，已经积极进行了一些变革，比如对于年轻作家作品的推动，以及对于网络文学的接纳。事实上，如今的作协所要面对的是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与质疑，包括文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这种社会的变革要求作协必须而且积极地进行改变。在这个传统文学消亡论从未间断的时代，如何以一种组织的形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使得文学真正发挥它本质或非本质的潜能，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也是作协存在的应有之义。
作为一种团体，而且是官方组织，作协也与其他组织一样可能遭受着来自外部与内部的问题，甚至可能固步自封，滋生腐败。而在外部，是文学标准与价值的无人守护，是作家们的文学潜能被来自外部的诱惑所消解，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它都可能造成文坛的乱象，甚至是更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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