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邵洵美的文坛之争

张耀杰

　　当年的邵洵美与左联盟主鲁迅以及上海左翼文化界之间，并不是边界明确、壁垒森严、立场坚定的敌对关系，而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的朋友关系。如此情况下，同为文人的邵洵美，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拿《文人无行》之类的道德文章招惹是非的。

　　鲁迅针对邵洵美的若干文章

　　1933年初，萧伯纳夫妇乘坐游轮周游世界，于2月17日抵达上海。2月23日，鲁迅应日本《改造》月刊约稿，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其中写道：“两点光景，笔会有欢迎。也趁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原来是在叫作"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这是鲁迅第一次公开提到邵洵美，他所说的笔会，指的是1929年12月成立于上海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由蔡元培任理事长。笔会的经费提供者，就是有“文坛孟尝君”美誉的邵洵美。

　　1933年5月10日，鲁迅化名丁萌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在政府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没有正式定罪的情况下，对于1916年4月27日已经因病去世的邵洵美外公盛宣怀，展开“卖国贼”、“土豪劣绅”之类的有罪推定。8月26日，鲁迅以洛文署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的《各种捐班》，是直接针对邵洵美打响的第一枪。其中介绍说，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进入民国之后，连做文人学士和文学家，也可以“捐班”。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9月1日，鲁迅又以苇索署名在《自由谈》发表《登龙术拾遗》，其中由章克标出版的《文坛登龙术》一书借题发挥道：“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升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

　　与鲁迅当年的大多数文章一样，《各种捐班》和《文坛登龙术》公开发表时既没有采用真实署名，也没有点出攻讦对象的名字。直到这两篇文章被收入《准风月谈》时，鲁迅才在《后记》中介绍了写作动机：“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

　　通读邵洵美发表于1933年8月20日《人言》周刊第1卷第2期的《文人无行》，不难发现鲁迅的上纲上线和断章取义。邵文区分五类无行文人的立意，主要是回应包括发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鲁迅在内的、以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为主要阵地四处出击的左翼文人。五类文人中的第二类：“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指责的正是黎烈文本人。第四类的“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也确是当年上海左翼文坛的普遍现象。

　　邵洵美慷慨解囊却招惹是非

　　现实中的邵洵美，对于上海左翼文坛的穷文人，经常提供救济和帮助。1927年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国的沈端先(即夏衍)，曾经于1928年托朋友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北美印象记》的译稿，介绍给经营金屋书店的邵洵美。邵洵美收到书稿当即预付稿酬，解决了夏衍的生活困难。

　　1931年2月7日深夜，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包括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在内的24位中共地下党员。胡也频妻子丁玲在沈从文陪同下带着婴儿回湖南避难时，邵洵美赠送1000大洋巨款充当路费。

　　1933年5月14日，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和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潘梓年在丁玲寓所被捕，随后到丁玲寓所串门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左翼作家丁九(即应修人)，在抗拒抓捕时坠楼而死。消息传出，蔡元培于1933年5月23日领衔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要求“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办理”。在这份电报上签名的40位文化界人士中，有邵洵美却没有鲁迅。

　　1933年5月19日，十九路军特务团团长李金波，以通匪嫌疑枪决福建龙溪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兼抗日会常务委员林惠元。6月2日下午，林惠元的父亲林孟温、叔叔林孟元及林语堂，在上海华安大楼举办记者招待会，当场散发的昭雪宣言，是由蔡元培、鲁迅、邵洵美共19人联名签署的。

　　由此可知，当年的邵洵美与左联盟主鲁迅以及上海左翼文化界之间，并不是边界明确、壁垒森严、立场坚定的敌对关系，而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的朋友关系。如此情况下，同为文人的邵洵美，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拿《文人无行》之类的道德文章招惹是非的。而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当时需要的恰好是像邵洵美这样足以树立权威、号令文坛的活靶子。

　　鲁迅的攻击与邵洵美的回应

　　《鲁迅全集》中嘲笑攻击邵洵美的文字，另有《花边文学·漫骂》中的“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花边文学·中秋二愿》中的“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且介亭杂文·序言》中的“自称"诗人"邵洵美……之流”；《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中的“我宁可如邵洵美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六论“文人相轻”二卖》中，鲁迅甚至把自己嘲笑攻击邵洵美的言论，移花接木地转嫁给无名氏的“有人”：“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

　　相比之下，真正把邵洵美长期埋没在鲁迅神圣偶像化的阴影之中的，是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经典杂文《拿来主义》，其中一段话：“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权威解释是：“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1935年6月22日，邵洵美发表在《人言》周刊2卷15期的《劝鲁迅先生》，是他唯一与鲁迅公开论战的文章，其中写道：“鲁迅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但是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那么，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是一种什么作用呢？”邵洵美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的诗歌创作和出版事业，将会长期埋没在鲁迅神圣偶像化的阴影之中。

　　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是同治年间举人，后任上海道、湖南巡抚、台湾巡抚。二儿子邵恒，娶的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四小姐盛樨蕙。邵恒、盛樨蕙夫妇育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就是出生于1906年的邵洵美。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是盛宣怀长子盛昌颐的女儿。1917年春，盛宣怀的棺材被运往苏州安葬，在此期间，11岁的邵洵美对12岁的表姐盛佩玉一见钟情。1927年1月15日，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邵洵美，与盛佩玉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按盛宣怀的遗嘱，盛佩玉有属于自己的一份陪嫁款，存在银行的本金加上十年利息很是可观。对婚后经济生活，盛佩玉的说法是：“我不少钱，不想用他赚来的钱……”关于鲁迅《登龙术拾遗》中对于邵洵美的嘲笑攻击，盛佩玉在1985年10月写给秦瘦鸥的回信中写道：“写文章者一支笔，有褒有贬，您提到鲁迅的四句话，将洵美下在贬之中。他是见多识广者，难道不懂，人之结为夫妻，便是共同生活。丈夫成家立业的基础是要用钱。开了个小小的书店，他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的。这可以算是正当的作为吧！可被他贬为"作文学资本"，何必如此小题大做。句子也顾前不顾后……”

　　由此可知，鲁迅所说的“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升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完全是他小说化的凭空虚构。尽管邵洵美确实花费家族遗产和太太的陪嫁款赚取诗人和“文坛孟尝君”之类的好名声，却没有入赘到盛家当上门女婿；他的太太盛佩玉更不是盛气凌人到“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的豪门悍妇。

　　张耀杰，文史学者，著有《民国背影》等。